青少年軾父軾母慘案頻發 犯罪心理成因復雜

不能片面解釋為家庭教育失敗

兩年前浙江金華一名叫徐力的高中學生把母親殺害了，2001年4月，湖南衡陽一名叫李毅（化名）的初三學生毒翻全家。7月15日, 又發生了貴州安順市兩名16歲孿生姐妹為“自由”毒死父母的犯罪案件，犯罪情節令人發指，犯罪動因是中考成績未上重點高中錄取線，害怕父母責罵,于是兩人竟決定將父母毒死。她們在煮稀飯時將6瓶鼠藥放進稀飯里，其父母食用后發生中毒，并很快死去，她們用被子蓋在尸體上，從家中拿走存折及2000余元現金和兩部手機，跑到外地玩耍。后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兩姐妹無期徒刑。其實在徐力弒母之前，河北就發生了一起初中學生在同學的協助下趁母親熟睡時用繩子勒死母親的案件，其直接起因是母親阻止他成天去電子游戲室玩耍。

徐力弒母案件發生后，輿論普遍把原因歸咎于其母親“望子成龍心切，對兒子學習成績要求過高，達不到要求非打即罵”。如北京某中學校長認為此案是：“家長不恰當的期望值和關愛對孩子造成了傷害。”筆者認為不能把徐力犯罪意識的成因這樣簡單化。

湖南的李毅下毒案，有人把其犯罪成因歸咎于父親的棍棒教育上。據《中國青年報》（2001年5月29日）報道介紹：“李毅平時學習成績不佳，好與社會上不三不四的人結交朋友，時常在外打架滋事。李毅的父親對兒子的學習成績并不苛求，但對他的品行要求十分嚴格，因此只要李毅在外犯了事，回到家往往遭到父親的暴打。”李毅自己也交代：“父親總是打我，把我不當人，我這么做只想報復一下，沒想后果。”筆者認為仍然不能由此認為父親的棍棒教育是李毅投毒殺人犯罪的主要成因，只是犯罪行為的導火線而已。

如果我們同意李毅自己所說，在下毒時沒想后果。那貴州安順兩名孿生姐妹喪心病狂地決定毒死父母親前，則是經過商量和準備的。在稀飯中下了6瓶鼠藥，劑量之大，惟恐父母不死。當地的婦聯官員認為“這一悲劇發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教育失誤。”筆者認為這種看法也是較為片面的。

殺人償命，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律令。從兇手徐力來看，作案時是高二學生，從小學開始就接受社會道德教育，初中政治課本中法律常識是主要內容之一，高中政治課中已經深入講述民主法制理論了，說兇手缺乏法制觀念和法律常識與事實不符。行兇時母子之間并未發生糾紛，不屬一時沖動失手致人死命，而是乘母不備突然襲擊，實際也是早存殺心了的。母親曾打罵過他，就懷恨在心，加上學習有壓力，就成了殺人理由？如兇手無精神疾患，則犯罪定有一個復雜的形成過程和原因。

再看李毅，作案時臨近初中畢業，快滿15歲了，也不可能不知道投毒殺人是犯罪。兒子報復父親能用這種手段的？

上述幾個案例中，如果把老子打了兒子、父母責罵了女兒等作為兒子殺害老子、女兒毒死父母這一些犯罪行為的成因，哪去年發生在重慶豐都縣實驗中學的兩名初中男生殺死班主任老師的暴行，其犯罪成因又作何解釋呢？被殺害的教師并未打罵過這兩名學生，據這兩名學生向警方陳述，只是害怕老師和家長聯系，于是就趁老師午睡未關鎖房門，進去殺了老師（重慶《涪陵日報》2001年6月6日）。

上述三起案件，都是少年學生殺害父母、師長的案例。無論如何，都有被人指責為家庭教育不當之嫌。但2001年7月發生在北京豐臺的14歲男孩殘忍殺害11歲女孩的案件，再也不能讓我們把其犯罪形成的原因看得太單一了。

“今年7月29日下午，小馮（媒體未點名）路過同學何某家時，看到只有同學的妹妹小何一人在家，于是他頓起殺心。敲門進入何家后，他趁小何不備，從廚房取出殺豬刀猛扎小何的背部，又從院內取來鐵鍬、啤酒瓶砸她的頭，用菜刀切、用電線勒小何的頸部，使小何最終窒息合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小馮在法庭上交待，他要殺死小何的原因‘只是因她太討厭’。11歲的小女孩為何令他討厭呢？因他‘每次來何家，小何經常罵他，還在背后說他壞話，叫她哥哥不要和他來往。小何父母也曾找自己的家長告狀使他挨了罵。’于是就起了要殺人的念頭。

殺人前，小馮到廚房拿兇器時還若無其事地自己倒了一杯水喝，殺人后，小馮不慌不忙地偽造了搶劫現場。并交代：‘殺人手段是從電視上學的。’法庭上，小馮輕描淡寫地對法官說：‘我知道我錯了，但我父母都是殘疾人，賠不起，雙方都互相諒解一下得了。’好一個惡棍加無賴之徒！僅僅才14歲。”

在這個案件中，姑且不討論受害人11歲的女孩的是與非。到別人家里去玩，別人不歡迎你，不禮遇你，就想到殺人，并真的把人殺害，這完全是魔鬼的心腸，魔鬼的思維邏輯。

筆者認為這四起犯罪案例中，其罪犯的犯罪成因都有一個較復雜的社會背景和形成過程。

首先是社會不良文化的影響。據徐力一名同班同學承認，在徐力母親外出后，曾到徐力家中看內容不健康的錄像（據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節目）。長期來，充斥于影視、音像、書刊中的兇殺暴力情景和犯罪情節，不論是以古代社會為背景的拳腳打斗，刀棍砍殺，還是以當代社會為背影的槍戰；不論是官匪、警匪的爭斗故事，還是流氓間的火并演繹，都向青少年灌輸了一種不良文化。在緊張、刺激的觀賞之中，把從學校學習的一點民主法制意識淡忘；在生活中接受的善良的人性也被淡化。影視中的暴力和犯罪情景還會使人大腦神經緊張，產生恐懼和無安全感，嚴重的還會使某些青少年發生變態，如出現幻覺，自覺不自覺地摹仿等。這種不良社會文化的內核不只是一種外在的暴力形式，而在于其野蠻的反人道主義的觀念和邏輯。上述幾名少年罪犯，支配他們殺害父母、老師和其他人的動因的深層文化觀念，就是這種反人道主義。這些年影視媒體中不少節目都有意無意地渲染帶有暴力色情的情節和場面。

社會不良文化還包括各種犯罪違法犯罪現象對青少年的腐蝕作用。如偷竊、搶劫、賄博、吸毒及淫亂等犯罪行為，很多是青少年同齡人之間互相影響和引誘的結果。像李毅就好與社會上不三不四的人結交朋友，肯定也深受不良影響。政府對犯罪分子防范，打擊不力，也是一些青少年人容易“感染”犯罪意識的原因。

二是學校教育中，親情論理教育和人文主義教育被忽視。沒有把培養學生與父母之間正常融恰的親情關系納入中學校的教育目標和任務中去。 “孩子越大越不聽話”的現象，如果出現在家長文化層次低于孩子學歷的家庭，可能有理由解釋，現在往往是高層次文化學歷的家長和孩子發生矛盾沖突的居多，如徐力的母親就受過高等教育。用“代溝”理論解釋孩子殺父母親的犯罪現象是行不通的。因此，教育機構該冷靜反省一下：學生思想教育除了為國家為社會服務之外，是否還應該為家長、為家庭服務？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與社會的安定直接關聯。敢于殺害父母親人的少男少女，他們不會危害國家和社會？

三、社會對孤、病、殘和貧困少年兒童的救助和關懷，使幼稚的學生們誤解。社會對孤、病、殘和貧困少年兒童的救助和關懷作為一種人道主義現象，與人類社會的文明史一道貫穿古今。但媒體對此類事的“熱炒”和學校對此類事的渲染，在培養了學生的“愛心”的同時，也往往會使幼稚的學生們誤解：以為沒有了父母親的關愛，照樣“幸福……”；沒有父母親的管束，更加“自由……”。貴州安順市那兩名孿生姐妹毒死父母，據媒體報道，也是為了“自由”。

四是兇手遺傳氣質特征問題。暴力犯罪與個人氣質的關系，西方學者有一套系統的研究成果。

現代教育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家庭教育失敗的原因是復雜的，不是單一的。做為教育機構和教育工作者，應該在事前為徐力母子和李氏父子等這些不幸的人們提供什么幫助和指導，事后應該吸取什么教訓呢？

我國傳統的基礎教育模式忽視了，２億多個中小學生家庭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的差異性，和對子女教育培養目標認識上和能力上的層次性。同時也忽視了學生個體之間在氣質、性格、愛好和發展潛力上的差異性。現行學校教育“粗放型”模式整體上已經不適應廣大家長對子女教育質量和培養目標的不同要求，應逐步轉變到素質教育的軌道上來。

“望子成龍”，即現在家長們對子女教育普遍存在較高的期望值，這是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發展的反映，是社會難得的一項重要財富，或者說這是一種寶貴的教育資源。因此，“教育專家”們在批評家長的時候，應反思一下自己的觀點是否也存在著片面性和局限性。

家庭教育失敗的原因往往是復雜的，多方面的。家庭教育只是學生所受教育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在主要由家庭、學校和社會組成的教育大鏈條中，對學生犯罪形成發生主要作用的環節在哪一段，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才能得出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