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用親情“敲詐”父母？

    在時下的中國，要想毫不費力又毫無節制地去向人索取，那父母或者有父母一般親情的人就是最佳和唯一的人選了。中國的父母們財富不多，但善心和親情是萬萬不少的。把一個孩子從小養到大，操心受累不說了，要是這孩子有出息，就得高高興興地供著上大學；要是沒有出息，也得滿心歡喜地幫著娶妻、出嫁、買房，保證能過上比父輩們好的生活。然后，不論這孩子有出息還是沒有出息，只要是孩子看上了，就得去照料下一代，再苦再累、老兩口分居也毫無怨言，遇上兒女下崗，一家老少歡聚一堂，那更是風卷殘云了。

    不過，父母的親情好象一點兒也沒有影響兒女的親情，而且這父母的親情要是沒有值得索取的，就成了不可饒恕的罪過。一個姑娘已經到了自立之年，考上大學沒有學費就去找與她母親離婚多年、有了自己的新家、喪失了勞動能力但曾經非常疼愛她的父親，這很有中國特色。偏偏這個父親當時也沒有錢，只能背著現在的妻子給她2300元錢，于是女兒就理直氣壯地把父親告上法庭，3萬字的陳述看來是要新賬老賬一塊兒算了，也不知道這打官司的錢是不是父親給的。

    索取不成，還有“親情”，所以就可以“敲詐”，而且她居然成功了！法官不知是被這聲淚俱下的24歲姑娘所感動，還是一時記錯了哪部法律，或者干脆認定自己就是法律，競主動充當起“敲詐”的幫兇來，一口咬定這父親欠了女兒一萬五千元錢，沒錢就動用法律機器，扒房作價，逼著老父的妻子出走，而父親抱著年幼的小兒子（應該也算是原告的弟弟吧）沿街乞討，在屈侮中流浪了三年。

    不用掐指頭算，我們也能記得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其間不肖子孫出了不少，可我卻不記得哪朝哪代為了孩子考狀元，父親就得流浪街頭。上大學比考狀元是進化了，可時代不會朝這個方向進化吧？法官愿意同情一個自食其力的大姑娘，這沒什么可指責的，但為什么同情一個人就要折散另一個家？這2萬塊錢的學費對于法院來說還不至于砸鍋賣鐵，那就捐點兒錢吧，這不還是更好的新聞嘛！

    可法官也是生活在當下社會的人，所以他相信“敲詐”父母是應該的，甚至是合法的。看看現實，凡是社會沒有滿足要求的孩子，有多少是想通過改變社會和現狀來實現自己理想的，又有多少是想通過“敲詐”父母來達到目的的。看多了，你就會發現，現在最不幸的人可能就是那些沒有父母做靠山而必須自食其利的人了，連輿論也不知不覺地認為向父母伸手是天經地義的。就說教育吧，不論義務還是非義務，反正都是父母的義務，上大學沒錢，“識相”的家長或者停止自己的重病治療，或者跳樓自殺，反正也沒有人告訴他這算不算是自己的義務。

    于是，能提供無限物質和機會的父母就成了天下最偉大的父母，不管這“無限”又是從誰那里敲詐來的，反正橫豎都有父母擋著。一個父親貪污事發了，聽說他把錢都給了老婆孩子，沒有吃喝，沒有情人，這也能讓我們感動一陣子，仿佛這是一個英雄的父親。可我不知道，這“英雄”的孩子將來能有什么用？就算上了大學、出國留學又有什么用？答案大概是這樣的：一但有了權力，就開始實施更廣泛的“敲詐”，官員去敲詐他的國家和人民，醫院和醫生去敲詐患者，上級去敲詐下級單位，傳銷的人去敲詐一切與自己有“親情”的人——記得過去把我們服務的對象富有親情地稱為“衣食父母”，現在正好，索性都當成真正的父母來敲詐一下吧。敲來敲去，敲得父母也適應了社會、改變了自己。我曾以為，只要能教育孩子自立、自強，為一個充滿親情的家庭而努力，這就是一個合格的父母，可現實卻告訴我，這差得太遠太遠了。我甚至想，如果打仗了，那還會“送子參軍”嗎？軍隊里該不會是“老當益壯”吧？因為父母會說，保護兒女的生命是我們應盡的義務。可一個父母負擔了太多責任的社會，由父母代替孩子去參加他們自己競爭的社會，會不會是一個沒有多大出息的社會？就算我們心甘情愿或者我們能忍受“親情敲詐”，可這同樣也剝奪了孩子的機會，我們能有多少“財富”來供孩子“敲詐”，“敲詐”能比創造的更多更好嗎？

    “親情敲詐”成了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法律應該保護“弱者父母”，而不是“葫蘆生亂判葫蘆案”，可事過三年仍不認錯，大概認定這次是清官明斷了一回家務事，于是我們就更不知道法理、情理何在了。想來想去，就算一個24歲的大姑娘上大學是天經地義的，可因此讓年邁的父親無家可歸、妻離子散則無論如何也不是天經地義的，而且還是有些傷天害理的，特別是她還有一雙能養活自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