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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給亞當吃蘋果的時候,說的可不是“這個蘋果很好吃。”也不是“我想讓你嘗嘗這蘋果。”,而是:“你一定會喜歡這蘋果。”結果亞當就吃了。交流時再朝對方多走一步,這在信息過剩、注意力才是稀缺資源的現代生活中,格外重要。
一次很可惜的講座
前不久,我去參加一個心理學研討班,大周末的,起了大早,打60塊錢出租從北京西城到南城,可見題目對我多有吸引力。可是真正坐在會場里時,卻悶得快哭了。上午8點到12點,4個小時8個講座,30分鐘一場,有的還拖長了些。很多非常枯燥和理論的內容。有幾場是這樣開頭的:幻燈打出來一連串“……的定義”,然后講師照著念。
置身當年醫學院課堂,不過既然聽完了沒考試,自然也就不會拿出當學生的刻苦勁兒,自己集中注意力硬往腦子里塞。我頻頻看表,如坐針氈,甚至想,這要是在家看電視,早不知換臺多少次了。
想起美國《華爾街日報》對記者的培訓:“要抓住讀者的注意力,一定要記住:如果讀者問的是時間,你不用告訴他們鐘表的制作原理。”
當然頭頭是道地解釋鐘表的制作原理,證明你是專家,很有本事,特牛,但問題是,你并沒有懂得我的需要,或者,并沒有真正尊重我的需要。
我為那天的幾位講師感到可惜。他們的講座中的確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和獨到的內容,但沒能成功地傳達給聽眾,至少沒能成功地傳達給我。我的感覺是,辛苦地走在一條小路上,尋找隱藏在路邊草叢里的一粒粒珍珠,還時不常冒出來一些深奧的詞匯,絆得我一個個跟斗。很容易就動了放棄的念頭。
現代生活中,朝對方邁一步做交流格外重要
交流專家Leil Lowndes有一次迷路,她試用了三種不同的方法問路,“勞駕,我找不到金門大橋了。”“勞駕,金門大橋怎么走?”和“勞駕,你能告訴我金門大橋怎么走嗎?”以最后一種方式問路,她得到了更友善更熱情的幫助。
她認為,前兩種問路的方式,需要對方在大腦中完成一個思考的過程——吸收這個信息:“這人找不到金門大橋了”,對這一信息進行整合和分析:“這與我有什么相干?”“我該做什么?”而最后一種方式卻朝著對方多走了一步,替他完成了這個思考的過程。
對人類來說,思考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即使是對有人問路這樣簡單的信息,我們的大腦也會本能地避免“繞路”。所以,你朝對方多走的這一步,不但更容易引起對方的積極回應,也更能讓對方產生被尊重的感覺。
她說,夏娃給亞當吃蘋果的時候,說的可不是“這個蘋果很好吃”,也不是“我想讓你嘗嘗這蘋果”,而是:“你一定會喜歡這蘋果”結果亞當就吃了。
交流時朝對方多走一步,這在現代生活中顯得格外重要。因為我們幾乎無時無刻不被鋪天蓋地的信息包圍著,信息量幾乎總是過剩,而注意力才是最稀缺的資源。從一大堆艱深的理論中篩選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我們實在是支付不起這樣的奢侈。
朝讀者和聽眾多走一步
當年從醫生轉行做雜志的健康編輯時,我的稿子常常被主編打回來修改:能不能再改得通俗一點?直白一點?有趣一點?其中的醫學名詞和概念,有沒有可能用普通人一看就懂的方式來表達?想像你的讀者是一些什么樣的人?她的生活中有什么需求?為什么她要花錢買本雜志來讀這篇文字?這篇文字中有哪些信息最與他們的生活相關?其中有沒有故事?有沒有戲劇性的沖突?
如果你想向讀者介紹一種疾病,千萬不要告訴他關于這種疾病的生化、免疫和診斷標準,因為他們并不打算把自己變成醫學專家,他們只想知道:這種疾病跟自己有什么關系?什么情況需要引起注意?看醫生的時候可能會接受哪些詢問和檢查?這些檢查痛不痛?貴不貴?
文章當中哪些地方最吸引人?請把它放到最前面,這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里抓住讀者的眼球,吸引他們繼續看下去。很感激這些訓練,它讓我看到,如果一篇文章能朝著讀者的方向多走一步,會達到怎樣的效果。所以我相信,那天的講座,如果能朝著聽眾的方向再多走一步,效果會很不一樣,比如:
了解聽眾是些什么人?他們出于什么樣的目的來聽這個講座?既然他們不是為著參加考試,而是出于某方面的興趣,用周末的時間來學習,那么對定義,理論這些學術上的信息,應該盡量做減法,而詳細講那些對他們來說最急需最實用的部分。
盡量避免抽象的名詞,比如,情況、反應、常態……句子越短越直白,越像面對面聊天越好。把最吸引人注意的內容放在開頭,這是興趣最新鮮的時間,絕對不要用“定義”一類的東西來占用這段寶貴的時間。
總有辦法讓你的話吸引住對方
雖然幻燈是演講最常用的輔助工具,但用不好也可能喧賓奪主。第一,幻燈很亮,演講人的臉就會隱沒在暗影中,讓聽眾看不清他的表情,不利于交流。第二,盡管幻燈會顯得演講人準備充分,但有太多的演講人,傾向于看著幻燈照讀,這就失去了現場發揮和與聽眾互動的機會。
曾有演講專家說,聽眾能集中注意力的時間,通常不會超過15分鐘,所以,如果講座有半小時甚至更長的話,就得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在后半段時間里,聽眾會紛紛走神。不過,如果能加入一些與聽眾的互動,情況就會不同,在我聽過的演講中,有2種方式最容易吸引我的注意力。一個是,提一個我關注的問題,比如一次聽銷售的演講,演講人問:“你們當中,有多少人想掙大錢?請舉下手。”還有一種方法是提出一個困難的處境。從前學習醫學倫理時,教授曾問我們:“如果你發現病人得了性傳播疾病,她要求你不要讓她丈夫知道,這時應該怎么做呢?”當我并不全是被動接受信息,而是有機會參與其中,興趣就會完全不同。
通常認為學術演講是理性的,客觀的,分析的,不關“情緒”什么事,但其實最吸引人的,常常是那些帶有“情緒”的部分。《華爾街日報》對記者的培訓中說:“在開始采訪一個故事之前,以及整個報道過程之中,你都要考慮你自己對于這個故事的感覺。如果你對故事的主要方面或者發展情況感到可笑、懷疑或憤怒的話,試著明確是什么因素導致你產生了這樣的感覺。跟著你的感覺走,這些感覺將很可能把你的報道和寫作引入新的領域。”
記得當年學精神病學的時候,老師說,精神科醫生治療抑郁,療效可達70%以上,而內科醫生治他們最拿手的大葉性肺炎,療效也不過如此。他說,“別覺得精神科醫生沒什么成就感,我們能幫病人的,并不比一個內科醫生少。”
十年過去了,當年苦苦抄下筆記,為考試背得滾瓜爛熟的內容,早就還給老師了,而這幾句話,因為其中包含的強烈情緒,至今言猶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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