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伎風波 看客心理

　　雖然章子怡并未因《藝伎回憶錄》一片入圍奧斯卡，但這部由美國人導演、中國人擔綱，講述日本藝伎故事的影片，在國內引發的口水戰已經持續了三年。一部影片為何能輕易掀起一場風波?這場文化事件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又反映出中國人怎樣的內心世界呢?

　　事件回放

　　早在2003年，好萊塢宣布籌拍根據美國作家阿瑟·高頓同名暢銷小說改編的《藝伎回憶錄》。經歷了1年的艱難選角，2004年8月，該片導演在日本演藝圈物色多名演員之后，最終將橄欖枝拋給了中國著名影星章子怡。同時確定參與該片的另兩位女演員將由著名影星鞏俐和楊紫瓊擔綱。

　　2004年9月，搜狐論壇上一個名為《章子怡為什么演〈藝伎回憶錄〉》的帖子引發網友對攻，701條的回帖率、56208次的點擊率標志著這場網絡廝殺正式拉開戰幕，章子怡被攻擊為“為了錢出賣肉體”的“日本妓女”。

　　隨著2005年10月《藝伎回憶錄》的臨近殺青，新的導火索又導致了這場網絡廝殺的升級。一組號稱《藝伎回憶錄》的全裸激情劇照驚現各大網絡，該照片圖注“劇中章子怡飾演的日本藝伎小百合與日本男演員渡邊謙飾演的富商間的一段激情戲”。

　　該組照片雖無露點，但赤身裸體的男人壓在女人身上，不過男女的臉部均極其模糊。這組照片如網絡上的一顆重磅炸彈，使網友的聲討大罵再次對準了章子怡。在CHINAREN社區里一篇題為《章子怡躺在日本男人身下有何不妥》的帖子迅速獲得了783條的高回帖率，許多網友表示“章子怡躺在日本男人的身下”有辱國體。更有人稱其為“國恥級人物”，并強烈要求“開除她的國籍”。

　　隨后有資深“粉絲”查證后表示該圖片截取自1982年的日本情色電影《道頓掘川》，照片上的女子根本不是章子怡，而是日本女星松坂慶子。但仍有網友堅定不移地表示，“裸體不裸體并不重要,中國演員根本就不該去演什么日本藝伎”。

　　在爭論聲中，2005年11月29日《藝伎回憶錄》在日本舉行了盛大的全球首映禮。與中國人的激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觀眾的平靜和贊許，某日本觀眾在觀后表示：“藝伎的生活，其實對于很多日本年輕人來說都是很陌生的，所以無論讓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來演都無關緊要。”

　　而日本最大的電影發行公司的某負責人也表示：“章子怡的表演無懈可擊。許多人認為她的表演比真正的日本女人還要日本人。”但是由《藝伎回憶錄》引發的口水戰已經持續了三年。據某知名門戶網站BBS一“斑竹”說，這3年來，凡有關該片的帖子，基本都能夠上“社區大標題”，一進社區的首頁就能看到，點擊率都不低于五位數。 為什么一張照片會激發網民這么高的“罵戰”興趣呢?

　　“憤青式罵客中的一部分可能與身體壓抑有關。”著名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罵客大多是年輕氣盛的青年，也是身體欲望飽滿而無法得到正常宣泄的一族，“他們對性事件的敏感，正是其身體欲望的曲折表達”。“身體欲望的滿足，很難像買東西那樣，可以通過用貨幣購買來獲得。特別是在中國，它遭到法律和道德的嚴厲禁止，這種性禁止從反面加劇了人的敏感。

　　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實現欲望，就必須借用其他的文化代碼，或者轉而使用一些激烈的破壞、反叛、暴力的方式來加以宣泄。”情欲的轉泄是人維系身心健康的必要途徑。但有教養的人通常會選擇有禮貌、符合道德、對方能夠接受的方式。朱大可認為，罵客的共同點就是選擇的單一性和暴力性。“他們僅僅選擇一種粗暴話語凌遲的方式，用兇猛的言語牙齒將對方撕裂”。

　　盡管大多數立場都站在“性的反面”，看起來對“妓女”、“壓在身下”、“賣身”等深惡痛絕，但深層可能還是自己內心深處的身體欲望，這其實就是心理學上的“反向表達”現象。所以，很多跟貼固執地把“藝伎”的“伎”寫成“妓”，恐怕也不僅僅是不明詞義，或是輸入法詞庫的排列順序了。“事實對錯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個獵物是否能夠滿足情欲轉移的需要。在整個事件中，章子怡就是這樣一個公共獵物，她承受了獵手們無情的言語施暴。”

　　朱大可說“看客心理”的痼疾借網絡掩蓋發揮得淋漓盡致而“章子怡裸照事件”之所以能在網上“喚起”百萬計的人紛紛投射自己的性欲望，除了借助網絡便利外，還基于中國人的痼疾———看客心理。

　　北京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部教授劉金才認為：“某些人在網上喊兩句不負責任的話，便讓自己得到了‘愛國者的榮光’，這種榮耀得來得毫不費力。”這種效果正是“看客”們希望見到的。魯迅先生早在他的文章中就寫道：“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

　　在中國古代，犯人在砍頭行刑時，會有很多人圍觀，這些看客在一旁叫好、起哄。而在網絡上，同樣有著一群尋找獵物的獵手，他們在網絡上游蕩，隨時找到對象馬上進行攻擊。而“看客”之所以滋生，也正由于他們投入的成本低———旁觀和喊，而效益高———不費吹灰之力就顯得自己很“正義”。而網絡使得這種“投入”降到了最低———沒人知道你是誰。

　　“互聯網對于憤青式罵客來說，是一個安全的庇護所。他們隱藏了自己的真實姓名而使用某個代碼，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這樣，所有的誹謗和人身攻擊都很難追究其法律責任，他們可以用最兇狠的言語將對方輕易地擊倒。可以說，罵客的道德成本基本為零。”朱大可說。這應讓人們喪失了應有的道德自律，沉浸于看客式的權力勝利的幻覺。

　　“大國文化沙文主義”仍然有市場追究到文化根源上，網民們這種反映還應歸結為一種“大國文化沙文主義”。北京大學的劉金才教授告訴記者，由于中國古代文明發展早、文化先進,周邊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國文化的輻射，所以時至今日，我們有些人仍然有著超強的“自我文化優越意識”，認為其他亞州國家的文明都是從中國學習過去的。“但事實并不全是如此。”

　　劉金才認為，“日本人實質上是按照自己的文化機制將這些文明‘內化’了，根據他們自己的文化需求使其變異了，而藝伎文化則是日本本土文化的一種典型表現。”“很多中國人通常以為日本人應該有著和我們相同的倫理價值標準等，但實際上卻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例如以中國人的價值判斷標準，《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是個不折不扣的‘壞人’，但在日本人的價值判斷里，西門慶這樣的人卻不失為一個正面的典型。

　　因為像《源氏物語》中的主人公光源氏，雖偷情、亂倫，但卻成為日本文化中‘有情有義的忠于愛情的好男人’”。“在日本的民族文化中，性開放是其特征之一，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性’則往往與‘萬惡淫為首’的道德觀連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構成中日文化沖突的一個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