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性令人擔憂 給孩子們了解自己身體的知情權(三)

　
　　接受訪問的大多數孩子都承認，他們的“第一次”是在一種毫無準備、暈頭漲腦、迷迷糊糊的情形下發生的，他們根本沒有想“是不是安全”，而且百分之百“都不成功”。

　　一個高一發生首次性行為的男生，形容整個過程很“粗糙”：“比如說，應該有個很好的環境吧。房間里不能太熱，自己也不能太餓，最好能洗個澡……反正我在心里是特別狼狽的，完全沒有掌控能力……而且我們的動作也毫無美感可言。我總覺得當時特費勁就是不知道該怎么去做，該去問誰，該怎么辦……我越有顧慮，壓力就越大，這其實是種折磨……”

　　另一個在高三時首次發生性行為的女生，雖然此前從理論角度了解了做愛的過程，但她當時仍然“不明白”性是什么東西：“我們是為了接吻而接吻，為做愛而做愛，為了證明什么所以要發生一件事情。因為我喜歡你，我必須要和你好……我一點也不知道這是一件什么樣的事，它將會給我的生活帶來什么……那時候對感情沒什么控制力，更別提詮釋了。”

　　這差不多是他們第一次對人承認這種感覺。他們的困惑，在同伴那里，幾乎尋求不到答案；而老師和父母，則根本不被列入討論對象的名單。

　　“父母和孩子的感情比較敏感，他們會帶有一種‘所屬態度’去看：‘你是我身上掉下來的肉，你不能輕易讓人碰’。”這是一個受訪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她的一個朋友曾對她說：“不和父母說，這是我生活的基礎，是我的信仰，比宗教還厲害的信仰。”

　　至于學校里的教育，有人描述成這樣：

　　“反正學校里該有的課都有，但同學們都把這當成一個笑話……我們性成熟的過程太畸形，比應試教育還慘。應試教育起碼整日有人跟你嘮叨不停，還有考卷可做，而這事連資料都不好意思找，找著了也不知有什么用。如果不能特公開，那就要有自我教育的可能和空間。但現在世面上的東西，不是特假正經就是特下流。”

　　然而無論是“特假正經”的還是“特下流”的，都被的孩子們一股腦兒吸收了，來不及辨別哪些是正確的，也無從辨別。

　　可是仍然有人對此表示疑惑：有了正確而全面的知識，性行為就能夠避免或推遲嗎？那難道不是給他們提供了方法，甚至模仿的樣本嗎？

　　吳若梅肯定地說：“態度決定一切。當孩子們了解到，這是需要從科學而理性的角度看待的問題時，他的反應會不一樣。我們能在孩子用不著英語用不著數學時，就教他們那些知識，為什么不能提前教授性科學知識呢？”

　　張引墨則完全站在孩子一邊：“我想，我們無法約束他們發生或不發生。首先，那是他們自己的權利。其次，即使我們想要約束，也只是幻想。但至少要讓他們知道，什么樣的性行為是安全的，既不能傷害自己，也不能傷害他人。”

　　“都在譴責孩子，，去網吧，發生性行為，可誰去站在他們的度想過：他們到底需要什么？”

　　問題似乎遠遠不是發生性行為本身那么簡單。

　　讓人印象頗深的，是受訪的13個孩子中，在描述擁抱或接吻的感受時，很多使用了“溫暖”這個詞。

　　一位女孩子這樣說：“我覺得撫摸有一種溫柔的力量，能讓人安靜下來。我不記得小時候父母是否給過我很多親吻和擁抱，就記得小時候去一個阿姨家玩兒，晚上和她的小女兒一起睡覺，阿姨給我們關燈之前吻了我和她女兒的額頭一下。我當時心里有種說不出的溫暖，因為我媽媽從沒有那么溫柔地吻過我的額頭。”

　　對于他們來說，接受一個異性作為“朋友”，慢慢開始戀愛，再發展到產生“性”，除了青春的沖動以外，還有一種渴望———渴望有人陪伴，渴望感受到另外一個人的關愛，渴望在枯燥的學習之余，還能擁有一點屬于這個年紀的浪漫、新鮮和心靈的自由。

　　讓張引墨印象很深的，是一個男生的話。她問一個男生：即便產生了性沖動，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排解，比如去跑步，或做運動，為什么一定要選擇發生性行為呢？

　　那個男生回答說：當然可以，只要你非常喜歡跑步，而且跑完了感到非常滿足都可以。這個男孩子喜歡下象棋，可他沒有時間，除了坐在書桌前學習外，他不能有任何選擇。“就一個普通人來說，他應該有自己真正喜歡的事，不然就會產生壓抑的感覺。考大學是一條簡單的路，不能使人產生興趣。”

　　“在北京這個大都市里，孩子們都住在一個一個的單元里，孤單單的。”一位高三時發生性行為的女孩兒，在接受訪問時說：“如果突然有一天，一個男孩或一個女孩進入到你的生活里來，就會覺得這個男孩或女孩對你，要比你的父母對你好得多。”

　　這種孤單的感覺，張引墨認為成人是根本無法了解的：他們很早就要起床、上學、上課，課間和午休的時間很短，激烈的競爭使同學間也很難產生真正的友情。然后是放學回家，家長在不在都一樣，因為他們要寫作業，家長也盡量不去打擾他們，就是有交談，內容也全部是學習和考試。深夜，睡覺，睡醒了，又開始同樣的一天。

　　“一個女孩子跟我說：放學回到家的那一刻，真正的孤獨就開始了。她的父母都屬于白領階層，收入很高但工作很忙，常常很晚才回家。她在家里連個可以說話的人都沒有，至多是看看電視，接幾個電話，通常連電話也沒有。這種孤單就這么持續著，直到第二天她再去上學……”引墨突然控制不住地流淚了：“都在譴責孩子，，去網吧，發生性行為，可誰去站在他們的角度想過：他們到底需要什么？”

　　他們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是盲目的，有時則帶有功利色彩。女孩兒通常以為，通過發生性行為，可以將男友永遠地拴在身邊；男孩兒則希望以此將感情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當然，還包括一點“成人”的儀式和可以炫耀的資本。

　　如果時間能夠倒流，讓生活再來一次，這13位受訪者中的大多數，都不會選擇在中學階段發生性行為。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感到后悔，或者發現自己做錯了，而是他們漸漸發現，那并不是“愛”，至少，不是的全部。他們輕率地將“性”誤解為“愛”，將“愛”縮減為“性”。

　　孫云曉一直呼吁在學生中舉辦集體舞會，稱其為“陽光下的”。

　　“在那種場合里，男生女生可以拉手，可以有適當的身體接觸，同時又交換舞伴，不將注意力固定在一個異性身上。”他描述得自己都有些神往：“一個充滿陽光的、整潔的環境，悠揚的旋律，大家都面帶笑容，男生彬彬有禮，女生優雅溫柔，著裝優美而莊重，任何一個人處于這種環境，都會自然地養成一種高貴而文明的氣質。”

　　“這世上到底什么叫‘愛’？這世上到底還有沒有‘愛’？

　　“我們更想知道的是：是什么？人生是什么？”這是一位小讀者寄給張引墨的信中的話。

　　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每一封都講述了自己的情感故事，以及在成長過程中的困惑。如果說，《玫瑰》一書披露的中學生性問題已經讓不少讀者大驚失色的話，那么張引墨收到的這些信里講述的故事，足夠讓不了解世界的人驚恐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