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閱覽相關報道后，筆者得出一個結論——馬加爵非常符合學上“反社會人格障礙”的診斷。

　　人格障礙是指一個人的人格在其發展和結構上明顯偏離正常，以致與正常社會生活格格不入。反社會型人格障礙又稱病態人格、悖德性人格等，是在沒有認知過程障礙或智力障礙的情況下出現的情緒反應、動機和行為活動的異常，在各種類型的人格障礙中最受學家和精神病學家重視。其主要表現為道德意識及道德行為障礙，具有以下特點：情緒反應異常，且自童年或少年時開始；無明顯的智力缺損；表現瘋狂只是一時性或陣發性的；懲罰無效，不能從既往的經歷中吸取教訓；缺乏判斷力、預見力和應有的謹慎態度；缺乏內疚感，沒有同情心；不關心、不信賴他人，卻極度需要他人的信賴。

　　一個人格正常的人在違犯道德原則之后，會感到內疚、痛苦和自責，這種痛苦的情緒體驗和罪惡感，會對日后的類似行為產生警示作用并防止其繼續發生。而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者在道德發育方面處于嬰幼兒水平，他們沒有道德標準，也不遵守社會道德的約束，沒有自省能力，缺乏自責的情緒體驗和罪惡感，不能形成自我懲罰的反饋機制。馬加爵的家書反映出他對人生的記憶中只有童年時的一些殘碎片段，雖然已經進入大學校園，卻停留在兒童時代。對照馬家爵的成長過程、在大學生活中的表現以及同學對他的評價，與上述特點的吻合度極高。近幾年來，屢屢見諸報端的青少年、殺父弒母、殘害同學案，幾乎都能從當事人身上看到人格障礙的特征。

　　有人說，馬家爵是一個“殺人狂”，但我認為他絕不僅僅是一個“殺人狂”，他是一個不為我們重視的異常人群中的突出的極端的代表。“他以前是一個聰明的好孩子”，這是馬家爵的父親對他的評價，家鄉的老師和同學也都感到很驚訝。事實上，從誘殺17名中學生的黃勇到瘋狂作案26起、殺死67人、傷10人、強奸多人的楊新海，其家人、鄉親、兒時的老師，甚至派出所的民警，對他們小時候的評價都是“很老實、聽話”，“連雞都不敢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人們容易忽略個體人格的變異過程，對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形成缺乏警覺。人格的成長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不是直線發展和一成不變的，但其形成與童年期的教育和行為有密切關系卻是毋庸置疑的。臨床學家發現，反社會型人格障礙在貧窮、缺乏教育的地區發生率偏高，其形成與家庭、社會環境特別是患者年少時代的經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常在童年時期就有表現，如任性、逃學、離家出走、外宿、持續說謊與偷竊等表現，還有不斷破壞學校規章制度、破壞公物等不良習慣。因此，弗洛伊德強調“成年人格實際上在生命的第五年就已經形成”，而我國民間亦有“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的說法。

　　精神病學家帕金森將家庭稱為“制造人格的工廠”，而學校則是“修正人格的工廠”。曾經有人笑言，現在中國干什么都需要考試（資格證），惟獨當父母不要。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教育在孩子的人格成長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今天的家長普遍重視子女的文化學習，對孩子品德方面的培養卻有不同程度的忽視。孩子最易認同同性別的父母，父母不良的人格特點，對孩子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不當，將嚴重制約兒童健康的發展。我們的中小學、幼兒園同樣非常重視學生的智力培養，卻長期忽視人格培養和健康，認為“學習好”、“挺聰明”就是一切都好。從幼兒園到大學，就像在一條生產線上加工某種產品，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差錯，都會使產品質量不合格，甚至造成廢品。但是，一再發生的事件似乎并沒有引起社會的重視，甚至還有人沉浸在“這樣的人從來都是極少數”的慶幸之中，對此，西安晚報在報道楊新海案的審判時有一段精辟的論述——按照我們通常的思維習慣，如果一個人不是表現出明確的犯罪跡象，我們一般都不會將其視為潛在的犯罪者，哪怕他的再扭曲，他的行為再怪異，都是他自己的事。只有當一起驚天大案發生后，我們才會驚詫于一個人的問題竟然會對他人、對社會造成如此嚴重的侵害！當然，這種莫名的驚詫也往往隨著時過境遷而被我們拋諸腦后，直到一起新的大案再來提醒……